欧洲危险了？当“特朗普红潮” 遇上了德国政坛地震……

　　财联社11月8日讯（编辑 潇湘）本周，当所有人都紧盯着美国大选时，可能鲜有人注意到欧洲市场上发生的一幕：

随着德国财政保守派的名义领袖、财长林德纳被解职，一项衡量对德国国债债券供应担忧程度的指标正在发出“尖声”警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纪录地首次升破了同期限互换利率。

与此同时，德国30年期国债相较于2年期国债的溢价再次走高，推动利差接近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财政担忧日益加剧的另一个迹象。

　　种种迹象都显示，在经历了多年的内部纷争后，由朔尔茨领导的德国现任政府，可能最终被经济政策引发的争端内耗所颠覆。而这一时间点来得偏偏极其不巧：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很可能将成为一位极具权势的新任总统——目前在拿下参议院后，共和党只差最后几票就将摸到在众议院过半数的门槛（218票），从而横扫国会。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不仅有望手握行政、立法大权，他们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甚至都具有优势（9个大法官里有三个是特朗普首个任期任命的）。

　　一边是“拳头有望捏紧”的美国新政府，而另一边则是在德国政坛地震下“群龙无首”的欧洲，这显然已经令不少欧洲政经领域的有识之士为欧洲未来的前景捏了一把汗。

　　事实上，不仅仅是德国面临着政治困境，年内艰难组阁的法国也是由少数党政府领导，因此这两个欧洲大国注定都将面临着长达数月的内务困顿，同时挑战则在不断积聚——除了面临可能持有“敌意”的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的逆风以及可能步入第四个年头的俄乌冲突，也正持续成为欧洲决策层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课题。

　　外部风险加剧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一旦其上任，他将对所有进口欧洲商品征收20%的关税。

　　根据德国智库Ifo的预估显示，这些关税，以及特朗普表示将对中国征收的更高关税，可能会导致德国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分别下降15%和10%，并使德国经济损失330亿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全球主管Carsten Brzeski已不无担心地表示，由于政治不确定性导致消费者和企业持观望态度，预计德国经济将在冬季再次陷入衰退。

　　尽管美国与欧洲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盟友关系，但特朗普显然会成为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在这位美国前总统2016年的首个任期里，已经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特朗普再次当选后，高盛本周便迅速下调了欧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预计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这可能会影响欧洲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高盛认为，欧洲还将面临增加国防开支的压力，以及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增加而导致的商业信心下降。

　　在国防预算领域，特朗普曾表示，对于那些在防务开支上花费不足的北约成员国，如果它们遭到俄罗斯攻击，美国不会提供保护。安全分析人士警告称，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和欧洲的政治真空，可能会令欧洲面临充满不确定的四年。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办事处主任Sudha David-Wilp表示，“德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欧洲与美国的整个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德国方面需要做出决定，并提供资金支持来适应这种情况。而且它没有多少时间了。”

　　内忧愈发凸显

　　而在围绕特朗普的外患压迫下，欧洲尤其是德国，当前还面临着严峻的内忧。

　　在周三晚间德国“红绿灯”执政联盟实质性解体（自民党退出联合政府）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已表示，他将提请议会在1月15日对他进行信任投票。如果他像预期的那样在投票中落败，德国很可能会在3月中旬之前举行选举。

　　而由于预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因此联合执政谈判可能会持续到6月初。这很可能导致德国政坛在未来大半年的时间里面临长期的困局。

　　基民盟主席Friedrich Merz周四对记者表示，“欧盟内部即将迎来一系列要履行的义务、会议和决定，这些都需要一个运转正常的德国政府。”

　　据悉，目前以德国工业联合会为首的许多德国行业组织，正在敦促和推动朔尔茨更快下台和提前举行选举。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协会主席Bertram Kawlath表示，“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将对我们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造成又一次重大打击。在当前紧张的经济形势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打击。”

　　然而，民调机构警告称，德国下一届联合政府可能依然会像上一届一样脆弱。这是因为当前德国政坛党派林立，往往需要更多政党联合起来才能在议会中组建多数派，而这些政党又往往持不同政见。这可能会加大协调一致应对经济危机的难度。

　　近期的数据显示，对德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已导致该国工业生产出现了自201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下滑，预计德国经济在今年将连续第二年萎缩，几乎与其疫情前水平持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德国出口自2019年以来也已经陷入停滞。而这些还没有算上特朗普潜在的新关税可能造成的冲击。

　　德国上次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在21世纪初——当时东西德统一后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令德国企业背负着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劳动力成本，失业人数接近500万。

　　彼时德国政府的反应是迅速削减福利支出和劳工保护，最终为一波招聘浪潮和20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如今，分崩离析的德国政坛还能有如此敏锐、强力、无阻的行动力吗？所有人或许都将对此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财联社 潇湘）